译自贝老师 2020 发表的《Famine, Affluence, and Procreation: Peter Singer and Anti-Natalism Lite》
声明：文章讨论的语境是西方发达国家。翻译本文的目的是哲学讨论，仅为参考交流所用。请读者多多关注支持国内伦理学的发展。
目录：
摘要
1 机会成本
2 生育成本
3 贫困成本
4 责任成本
结论
摘要：彼得-辛格认为，富足的人对世界上的穷人负有相当广泛的责任。他的这一论点对生育有一些重要的影响，但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被承认。本文对这些影响进行了阐述。首先，富人应该拒绝生育，而把那些本来用来抚养孩子的资源转给穷人。其次，穷人（也可能是以及富人）应该拒绝生育，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止原本会被他们带来世间的孩子经受非常糟糕的事情。第三，富人（和其他人）有时有防止穷人生育的责任。第四，富人有时有防止穷人生育的权利。虽然这些影响可能不等于断然禁止所有生育，但它们确实大大限制了生育的可允许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 anti-natalist 的。
将彼得-辛格的论点适当地应用于生育时，还会具有其他 anti-natalist 的含义。更具体地说，它意味着至少有许多人不应该生孩子，因为停止生育让他们能防止那些孩子将会遭遇的非常糟糕的事情。这个论点最明显地适用于穷人，但或许也适用于富裕的人，其形式如下：
1. 如果我们能防止坏事发生，而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2. 痛苦、不快乐、疾病、伤害和死亡（包括其他事情）都是坏的。
3. 有一些痛苦、不快乐、疾病和死亡，我们能通过停止生出将遭受这些弊病的孩子来防止，而且为此我们可以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
4.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停止生出孩子来防止一些痛苦、不快乐、疾病和死亡。
因为我们正在探讨彼得-辛格的「扶贫论」的含义，所以在辩论过程中（arguendo）我们必须接受上述论证的第一个前提，这与他论证中的第一个前提相同。第二个前提与他论证中的第二个前提不同，但很难看出接受他第二个前提的人怎么会拒绝它。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主张正是他的第二个前提的解释，即为什么极端贫困是坏事。[11]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在这个论证的第一和第二前提之间，在使用「坏」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多重含义（这种多重含义虽然也存在于彼得-辛格的原始论证中，但问题不大）：在第一前提中，「坏」意味着 bad all things considered（从全面考虑上是坏的），而在第二前提中，「坏 」意味着 pro tanto bad（至某一程度是坏的）。（根据这一批评，一个人去健身房所经历的痛苦，在一定程度（pro tanto bad）上是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阻止它。）
我们可以否认这种多重含义是存在的。在彼得-辛格的原始论证和我的改编中，第一个前提中使用的「坏」不一定是指「从全面考虑上坏」。第一个前提可以且应该足够能断言，如果我们能即便防止 pro tanto bad 而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那我们就该这样做。问题在于，对于诸多 pro tanto bads，我们没法在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意义的情况下防止它们。如果你防止运动带来的「痛苦」，那你会牺牲你的健康。然而，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 pro tanto bads。将某人生坏疽的腿截肢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坏的，考虑到截肢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该通过麻醉来防止这种痛苦。[12]
[10] 更宽泛地说，他认为我们的职责受到其他人正在做和没有做的事情的影响。因此，如果人们接受「如果利他主义者不生育，未来的利他主义者就会减少」，并不意味着每一对利他主义夫妻都可以用这一点作为自己生育的理由。其他利他主义者的生育越多，某对利他主义夫妇就越不能以需要新一代的利他主义者来为自己的生育辩护。
[11] 无论如何，我们从他的溺水儿童的比喻中知道，（可以可靠地推断出）他认为即使在没有极端贫困的情况下死亡也是不好的。
[12] 认为在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截肢的疼痛是「在全面考虑下的坏」对论点是没帮助的，因为那样我们不妨把第一个前提改为：「如果我们能防止某件（在全面考虑下的）坏事发生，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这样一来「在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将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确实考虑了所有的事情，他就已经确定了是否会牺牲一些具有可比性的重要性。
第三个前提的前半部分也同样难以反驳。当人们生育时，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其生命过程中会受到很多伤害，而且会死亡。他们可以通过不生育来防止这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这种防止是否能在不牺牲具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的前提下发生。
有哪些可能的牺牲、这些牺牲是否道在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一种可能是，与之相关的牺牲是父母得放弃养育一个（有基因关系的）孩子的机会。然而，如果放弃这种人生经历带来的满足感在道德重要性上是具有可比性的，那么其他许多的人生经历也应该算进来，而且与彼得-辛格所说的相反，我们没有义务放弃掉使这些经历成为可能的财物资源。
也许有人会说，生孩子即便不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它在质的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将其放弃——而不是放弃其他的经历——是一种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对许多人来说，养育孩子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其他的经历也同样重要或更为重要。有一些人，即使他们是少数，不愿意成为父母，恰恰是因为他们想把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用于其他（个人的）项目上。
另一个可能的牺牲是（富裕者的）孩子可能在未来拥有的利他主义。如果认为放弃自己后代的未来利他主义的利益是一种牺牲，而且其重要性可与避免他们必定经历的痛苦和死亡相提并论，那就是对自己后代的利他主义的可能性和程度都有过度的信心。[13] 一个人创造的任何孩子在未来受到的伤害都是严重和确定的，[14] 而他们未来的利他主义却不是。
最后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性是，停止生育牺牲了一个潜在孩子幸福、快乐和获得其他利益的时光。然而，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极端贫困的人——那些彼得-辛格认为我们有广泛的义务来拯救他们的人，我们必须拒绝这个建议。这些生命绝对是包含着大量的「坏」的。他们被饥饿折磨，他们的健康被营养不良所腐蚀。他们接触到清洁饮用水和洗澡水的机会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特别容易感染疾病。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也有限，是否有医疗都是不确定的。这些「坏」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它们排挤了很多好事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些好处。然而，极度贫困的生活让很多「好」无法存在。
[13] 这种不适当的自信是公认的人类乐观主义偏见的产物。例如，见（Matlin 和 Stang，1978），（Taylor，1989）。
[14]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确定自己的孩子将会受到的每一种伤害，但一个人可以确定严重的伤害总会降临到这个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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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
Increasing quantities of good in life：生活中「好」的数量的增加；The zero level：基准；Increasing quantities of bad in life：生活中「坏」的数量的增加；1）极端贫困的一生：现实主义的观点；2）极端贫困的一生：乐观主义的观点；2*）极端贫困的一生：更合理的乐观主义观点；3）富裕的一生：乐观主义的观点 4）富裕的一生：更现实主义的观点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那些处于极端贫困中的人的未来子女的生活，总的来说，包含了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幸福。[15] 如果极端贫困生活中的「好」被「坏」所掩盖，那么很难明白为什么放弃「好」去防止「坏」会被视为是牺牲了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
然而，一些乐观主义者可能会宣称，极端贫困者生活中的「好」多过「坏」，即使是勉强多过。这种说法是很不可靠的。这涉及到要么低估了坏的程度，要么高估了好的程度，或者（更有可能）两者兼备。然而，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不可信的说法，便意味着扶贫论的结论没有彼得-辛格所说的那么苛求。如果绝对贫困者生活中的「好」之于这些生活中的「坏」是有可比性的重要性（comparable importance），那么富足者就不需要做出那么（夸大）程度的牺牲。这便使得「扶贫论」的结论不那么苛刻。
换句话说，人们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如图 1 的一部分所描述的：要么（i）承认极端贫困人口生活中的好的数量被坏的数量所超越，要么（ii）夸大好的价值，使其与相当多的坏的数量相当，同时我们也低估了其数量。（低估坏的数量对于将所需的好的膨胀保持在即使是乐观主义者扭曲的标准也是「合理」的范围内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乐观主义者既需要低估坏的数量，也需要高估极端贫困生活中好的数量。否则，寻求避免（i）的乐观主义者必须采取类似（ii*）的做法，这比（ii）更不可信。)
[15] 如果我们认真思考虑极端贫困的生活——那些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因而处于死亡边缘或实际死于贫困的人的生活——就很难想象好的方面可能会超过坏的方面。看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列举这种生活的所有糟糕的特征，然后列举所有的好，并询问后者是否真的超过了前者。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充分认识到绝对贫困的生活是多么令人震惊，他真的能认为它包含同样多或更多的好处吗？
如果一个人选择了（1），那么那些极端贫困的人可以防止他们潜在的孩子遭受痛苦，而不牺牲任何具有可比性的道德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扶贫论意味着极端贫困的人不该生育。（图 1 中的 A 不是一个和 B 有可比性的牺牲）。
相反，如果我们选择（2），那么（积极）功利主义者可以争辩说，好（勉强）大于坏，因此，防止坏将以具有可比性的道德意义的东西为代价。（C 是与 D 有可比性的道德重要性的牺牲。）然而，他们便需要承认，为了拯救极端贫穷的人，富裕的人不需要做出同等的牺牲。（E 和 C 的牺牲一样大。[16] 如果 C 的重要性与 D 相当，那么 E 也是如此）。 这似乎比彼得-辛格认为我们必须做出的牺牲要小得多。想一想，在极端贫困的生活中有多少坏，且需要有多少好才能与坏相提并论。这就是富裕的人所不需要牺牲的「好」的数量。
至少对一些非功利主义者来说，放弃人生中的积极特征（图 1 中的 C ）不是一种和那么糟糕的「坏」（图 1 中的 D）在道德重要性上有可比性的牺牲。例如，即使不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我们也会优先考虑不施加这些坏。持这种观点的人，即使在（2）中描述的乐观观点中，也能判断出极端贫困者的生育是不受允许的。
彼得-辛格和其他（积极的）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接受适用于极端贫困的潜在生育者的「生育成本」论点，但否认它——更具体地说，否认前提 3——能适用于富裕的潜在生育者。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后代的生活中通常 [17] 都是「好」多于「坏」。因此，通过不孕育这些孩子来避免「坏」是以更多的「好」为代价的。（在图 1 中，F 大于 G。）即使我们接受这一点，情况仍然是机会成本论排除了富人的生育行为，至少目前如此；而生育成本论则排除了极端贫困者的生育行为。这不是一种绝对形式的 antinatalism，但它确实相当于一种相当广泛的 antinatalism。
生育成本的论点，再加上一些非功利主义的观点，可以说是排除了即使是富人的生育行为。富裕人群的生活包含了相当多的痛苦、不快乐、疾病和伤害。例如，许多富裕的人遭受着癌症和退化性疾病的折磨。像穷人一样，富裕的人也都会死亡。这些都是严重的「坏」，这就是为什么在图 1 中，4）比 3）更准确地代表了富裕的生活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富裕生活中好与坏的比例更像4），而不像 3）。[18] 许多人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由于上面提到的乐观主义偏见。
[16] 需要澄清的是，E 和 C 不是资源，而是「好」的数量。在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下，更多的资源对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来说，产生的好处会比那些拥有更少资源的人少，这一点始终是事实。
[17] 最常见的一种例外是疾病。
[18] （4）包含两个选项。它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反映富裕的人之间生活质量差异的例子。或者，它们可以被看作反映了对富裕生活中好与坏的平均比例的合理分歧。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生活中的坏的数量与（2）中的坏的数量相当。答案是，乐观主义者低估了极端贫困者（2）和富裕者（3）生活中「坏」程度。（4）不是乐观主义者的观点。
对于那些即使不能带来更大的利益也要优先考虑不造成严重的坏事的非功利主义者来说，放弃富裕生活的积极特征（图 1 中的 H）与这种生活中可怕的坏事（图 1 中的 I）相比，并不是一种具有可比性的道德牺牲。只要富裕生活中的坏足够糟糕——例如包含了癌症和死亡——对大多数的这些非功利主义者来说，好的数量是否大于（4）所暗示的，应该并不重要。他们也不需要直接持有 anti-natalist 的观点就能这样想。他们对避免造成严重的坏的优先考虑，甚至在与生育无关的情况下也适用。在这种观点下，即使避免造成严重的痛苦或死亡需要放弃极其多的好，人们也不能对某人造成严重的痛苦或死亡。鉴于根据（一些）非功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根据（积极的）功利主义的观点，生育成本的论证将排除富人的生育行为。因此，生育限制是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扶贫论对（一些）非功利主义者的结论可能比对（积极的）功利主义者更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