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就值得好好对待
在对待动物上的错误——最根本的错误，不在于个例中的细节。而在于整个系统。最根本的错误是这个系统允许我们将动物视为我们的资源，为我们而存在。 ——汤姆·里根
尽管我的素龄很短，但几年来也对是否需要向非素食者推广素食主义产生过许多矛盾的想法。一方面，我在成为素食者前也认为 veg*ns 非常讨厌，反倒是接触了几个不跟我主动布道的素食者后才对伦理学产生了兴趣。他们没让我感到有威胁性，也没让我觉得他们站在所谓的道德高地上。另一方面，如果将人类对动物施加的残忍与乱丢垃圾，或辱骂儿童等被广泛认为是道德错误的行为作比，我是否会尽我所能去制止陌生人乱丢垃圾，或辱骂儿童？你又是否会觉得我这么做限制了那个陌生人的自由？
在我看来，动物解放运动的提倡者也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他们不像我这样懦弱，只用辱骂儿童作为比方。因为光从数量和程度上，人类对动物的暴行被拿来与奴隶制和大屠杀相比较毫不为过。这样看来，撬开运输车上的牢笼，销毁动物实验室，去皮草店示威，在快餐店前静坐，便不显得那么极端了——因为如果受压迫的是你，他们也会这么做。个人自由止于对生命的伤害。
《同胞：我们对其他动物的义务》（Fellow Creatures: Our Obligations to Other Animals）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康德主义哲学家 Christine Korsgaard 近十年来第一本与动物权利有关的著作。她用康德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理论，论证了人对非人动物是具有有道德义务的。人对其他动物的道德义务和人对人的道德义务可以不同的，但两者有共通之处：都来源于生命对每一个个体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和每一个意识体之间的联系。书中有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如果你是动物），为了「应得」一个好的生活，你只要存在就可以了("...all you have to do in order to "deserve" a good life is to exist")。
确实，对于生活中众多的不公正，我们根本用不到哲学。一只动物，甚至一个物体的存在，就足以是我们不去故意损害他/它的理由了。几乎所有对不公正视而不见的理由都可以归为一句话：我不在乎。
除了被 Korsgaard 开玩笑地形容为「封面最好看的哲学书」，这本书的格式也挺特别的。仅三百页不到，共分为三个部分：人类和动物、康德和动物、后果和影响。每部分共 4 - 5 章，每章有 6 - 9 小节。每一小节字数很少，但涵盖了许多康德、亚里士多德理论，以及伦理学中的大概念。包括道德地位、价值、直接和间接义务、痛苦与快乐、非同一性问题，甚至还有生育与死亡伦理。Korsgaard 的写法是先大致解释康德的理论根源，提出其中的问题和矛盾，再解释自己的观点。说实话前两章并不好读，有些几章也没有结论小节。对熟悉动物权利理论的人来说可能新概念不多，而对不了解动物权利的人来说可能又太深了。我是因为参加了一个哲学读书俱乐部才终于决定把它看完的。俱乐部朋友的总体反应是：等她兜兜转转解释完我已经忘了她这章打算说啥了。但我个人觉得这本书到了第三部分开始变得非常好看（这时候我的俱乐部已经解散了😢）。Korsgaard 揭露了不少彼得-辛格这类动物福利/功利主义者论证中的矛盾之处。已经对伦理学熟悉的人或许可以直接从第三章开始看起。
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是西方道德哲学中最主流的两大主张。而几十年来动物权益问题往往由功利主义哲学家主导。这本书无疑是为 Vegan 哲学增加了强有力的依据，也让素食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更难以反驳。我借用这个书评试图重述一下她的主要观点，尤其是个人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小节，比如她对「造物」主义（改造捕食者）和动物废除主义、再野化（rewilding），以及人类是否该灭绝的讨论。
即便人和动物不同，我们也可以对动物负责
康德认为，我们必须将他人视为目的本身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若要将别人视为手段或「工具」，就需要基于约定，比如我们和服务员或司机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善待他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内在价值。一个有内在价值的人，她的选择应该受到尊重，她的权利应该受到支持，她的快乐是宝贵的，她的苦难是糟糕的。凡是对她好的，便是绝对的好（good absolutely）。我们之所以尊重她的选择和目的，是因为她本身。 我们对他人的道德义务（moral obligations）因此而来。有些学者认为，因为动物无法履行社会约定，我们对动物便没有义务。比如，人可以决定不去伤害动物园里的狮子，但狮子却做不到。因此人类对彼此的道德义务无法衍生到非人类。这种说法被称为互惠论（reciprocity arguments）。
大卫·休谟也用互惠论来证明我们不用公正地对待动物。休谟认为，我们不用公正地对待某个群体，不仅是因为我们中的个体比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更强，还因为我们团结起来也比这个群体团结起来更强。这就像非素食者常说的吃肉是因为「人在生物链的顶端」，「我们的祖先好不容易进化到人类」。当然，拿这类非素食者和休谟比较是侮辱了休谟的智慧了。但毫无疑问，这种逻辑在休谟那个时代不仅用在了动物上，也包括了妇女和其他的弱势群体。
光从直觉上看这种说法就很牵强。难道强者不更应该保护弱者吗？权力和能力怎么成了不公正对待弱者的理由？康德也认同互惠论，他认为动物不理性，无法自制，因此不具备内在价值，他们也不像人类那样可以要求我们为他们负责。康德还认为，因为动物不具备内在价值，所以我们对动物只负有间接义务。比如，一个人善待动物能反应他善良的性格，或是因为那个人不想损害他人的财产。也就是说我们善待动物只因为这反应了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品质。
Korsgaard 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认为我们对动物是具有直接义务的。即便我们对人类同胞的道德义务与我们对动物同胞的道德义务不尽相同，我们也可以对后者负有直接义务。既然事情对我们来说有好有坏，人类有这样或那样的意愿，那在这方面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
在她看来，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所谓的内在价值（我在后文解释）。任何具有意识的生物都有 final good（终极利益），因此我们也需要将非人动物视为目的本身 (ends in themselves)，而非达成目的的手段。Korsgaard 认为，有意识，能体验并追求功能性利益的个体都同时具有终极利益。换句话说，站在一个动物的视角，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终极利益）；同时，她的存在也作用于周围的动物和环境（功能性利益）。这和人类一样。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她就具有道德地位，她的意愿就值得尊重。按照 Korsgaard 的理论，所有的动物（除了海绵之类的多孔动物）都有道德地位。如果我们创造了一种有意识，并能体验、指导自己行为的机器，她也会认为这是具有道德地位的动物。
尽管 Korsgaard 对道德地位 (moral standing) 这个概念有所迟疑，怀疑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比如，尽管我们不赋予植物任何道德地位，我们也会觉得对自己对家里的花花草草是有义务的——她仍然觉得道德地位作为一个变量是可以引出规范性结论的，也就是如何从「一只老鼠具有感知」推导出「我们不应该伤害老鼠」。Korsgaard 区分了目的本身（end in itself），认为它包含了主动性和被动性：创造出原则和受制于原则。当做出了这种区分后，康德的「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 便可以衍生到非人动物。她表示：动物同胞对目的的追求和人类同胞对目的追求一样，对个体来说都是绝对的，因而也一样值得尊重。 同时满足所有动物的意愿是不可能的。但依照康德主义，我们没必要实现一个对所有生物都好的世界，而只需视情况，按照个体的意愿和原则去对待他。这就牵扯到了实际的问题，比如消除所谓的「害虫」，或者「入侵物种」等等。在她看来，「应该」不等于「可以」。书中的第三章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问题。
（*注：我不确定 final good 中 good 的翻译。在哲学里它应该也有好、善、利益、价值的意思。Korsgaard 认为任何 good 都是「被拴住的」，无法与特定的生物断开联系单独讨论。）
人比动物更重要——对谁而言？
在 Korsgaard 看来，价值和重要性不是绝对的。这是她与众多提倡动物福利的功利主义者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出：人比动物更重要的时候，我们要问：对谁更重要？ 人类和其他动物存在许多共性。动物也会使用语言、工具、具有文化和审美等能力——人和非人动物的差别是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人类共同追求的利益：干净的空气、水源、食物以及性生活等等，也是其他动物追求的。人的理性体现在为了目的而行动，并遵循我们自己的原则。许多动物也是如此。那么，如果说只有人是具有道德感的生物，是否人就高于动物一等？
Korsgaard 用了一个很直观的例子：约翰相比乔治来说是个更有责任心的爸爸，在道德上胜过后者；但他对于麦克来说并不是更有道德的，因为麦克没有孩子。所以，当我们用人的道德感作为人比其他动物更重要的依据，我们是在用哪一套标准来衡量重要性？道德只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方式罢了（"morality is just the human way of being an animal"）。
的确，人有更复杂的认知能力，会更积极地塑造自我身份。 对此，Korsgaard 指出，一种可能采取的态度是：我们之所以觉得一只兔子的死没有一个人的死重要，不是因为兔子没有人重要，而是因为兔子的死对于兔子她本身相比一个人的死对于他本身更不重要——因为兔子的认知不如人的复杂。但是，双方要同意用同一套标准才能衡量某件事是否具有「绝对的重要性」。除非从兔子的角度来说人的生命也比兔子的生命更重要，否则，人的生命就不比兔子的生命更重要。和功利主义者不同，这并不是说动物和人的生命一样重要，而是说这种比较没有意义。 动物福利/功利主义者会认为，动物只要在大多数的日子里被善待，给他们施加短暂的痛苦、或提早杀死他们来满足人类的一些利益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比如食用所谓的人性化养殖的动物，以及用动物做实验造福人类。但是，可能正因为人复杂的认知能力，痛苦和死亡对于人来说反而不如痛苦和死亡对动物来说更重要。
举个例子，在拔蛀牙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对未来的自己是有好处的。因此，拔牙带来的痛苦被减轻了；对于只会享受当下的狗子来说，他不知道拔牙对未来的他有好处，因此拔牙带来的痛苦对狗子是实实在在的，并夹杂着你为啥要拔我牙的困惑。Korsgaard 引用了马克思的「物种存在感」（species being）：人的许多行为是为了集体和未来人的利益而做的，因此死亡对我们造成的恐惧和伤害能被这种对物种的贡献抵消一些。非人动物没有「流芳百世」的概念。所以，死亡对他们来说可能比对我们更糟糕。无论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都不可否认的是，当一个人或一只动物失去了生命，他便失去了所有对他重要的东西。
动物的二律背反 (Animal Antinomy)
在野外，动物会经受许多折磨和痛苦，生活品质可能远远低于高福利的农场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为动物着想的主张：「造物」主义（改造捕食者）和废除主义（杜绝一切对动物的使用）。 造物主义希望通过缓慢的手段，将食肉动物改造为食草动物。因为既然我们都已经在改造动物的基因，扮演造物主了，那何不讲血腥指数降到最低。废除主义则认为，人最好和动物保持距离，连宠物都不要养：因为人让宠物依赖于我们，他们的行动和生育等等天性都受到了我们的限制。我们对动物的一切行为都没法征得动物的同意或意见，因此任何利用动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错的。
Korsgaard 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两种看似极端的立场。她认为，造物主义最终导致的情况是所有动物都会成为驯化动物；而废除主义最终导致的情况是所有的动物都会成为野生动物。（这里暂且不讨论两者的可行性。）她称这种对立为「动物的二律背反」，即从「我们对动物负有义务」出发，会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1）我们有义务将所有的动物都驯化，是因为我们无法防止野生动物不受自然的伤害；2）我们有义务将所有的动物都野化，是因为我们无法防止驯化动物不受我们的伤害。
Korsgaard 反驳造物主义的论点是，改造动物意味着改变动物本性，意味着替换了物种。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把她替换了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比如一个经过绅士化的小区，把原本的低收入居民都赶走了，那这个小区变好了吗？它对现任的「居民」是好的，但对原本的居民并不是好的。就像我们没有生孩子的义务，我们也没有义务创造出拥有好生活的野生动物。而对于被人类利用的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等等，是我们把他们带到世界上的，那我们应该为他们过上好生活而负责。
对于废除主义，Korsgaard 似乎是更有同情心的。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人类对动物的使用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确定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符合他们的意愿（consistent with their good）。吃动物是错的，因为人从肉中获取的享受不足以作为虐待动物和夺走个体生命的理由。死亡对动物来说是最糟糕的事，人短暂的快乐无法作为这种伤害的理由。让动物从事工作：动物演员、营救犬、警犬等等，如果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我们也让人类同胞从事危险的工作）。但我们要问：我们有资格让动物替我们收拾人类因愚蠢而导致的残局，受苦受罪吗？
动物实验一直是动物伦理中跨不去的一道坎。想必很多人都会认为，尽管动物实验往往残忍野蛮，但能救很多人命，因此是道德上可被允许的。Korsgaard 提到了我觉得非常新鲜的论点：人命是没法救的，只能延长。确切地说，人终究会死，也不是所有对人类生命的延续都可以被称为「救了人命」。当我们拿动物做实验时，我们面对的问题事实上是用动物的痛苦和生命去延长人的生命，而这种延长对于绝症往往只有短短数年。Korsgaard 还指出，当人们觉得我们只用有限数量的动物来做某种实验时，我们也忘了用动物做实验是一种拥有很长历史的常规操作，而非一次性的个例。只要人类继续延续下去，用来被我们做实验的动物是无限多的。
废除主义认为饲养伴侣动物在道德上也是错的。Korsgaard 承认，伴侣动物含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问题（如上文提到的主人依赖和天性限制）。在许多方面，伴侣动物的概念和造物主义的相似：我们修改了动物的本性，主导了他们天生的行为（从饮食，社交到交配哺育下一代等等）。而且，主人也要考虑，如果自己死了，她的伴侣动物该怎么安置——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正规的机构收留这些动物。Korsgaard 认为，若社会能有这些保障动物权益的机构，主人能保证动物能发挥天性（比如不把他们关在笼子里），伴侣动物便不需要废除。她自己也是几只猫的主人，认为未来培植肉可能能解决猫饲料带来的伦理问题。
保护生态环境和珍惜物种，是为了谁？
Korsgaard 指出了动物保育中常见的伦理问题（我认为是环境伦理与动物伦理的本质冲突）：保护野生动物往往是保护其物种，而非保护动物个体的利益。保护物种和保护动物个体本身是会出现矛盾的。比如捕食者的存在对物种的保护是有益的，因为捕食者能让该物种不过度繁殖导致饥荒；或者，我们会让某个物种仅存的个体与其他近似的动物交配，即便那个个体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社群，过着极其孤独的生活。
这种将物种的延续与动物个体的利益混为一谈的态度是危险的。因为前者会让人忽视后者，认为保护物种就是保护动物，或将某个真实具体的动物看成了其物种的抽象代表。这里 Korsgaard 和 David Benatar 的想法相近：尽管灭绝的过程对动物个体来说是糟糕的，但灭绝本身对物种来说并没有伤害。「物种」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始终会存在。我们之所以保护生态，不是因为生态能感觉到痛苦或者有什么目的，而是因为保护生态对其中的动物个体（包括我们）有好处。按照她的说法，我认为可以理解为：环境伦理应该服务于动物伦理。
近几十年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开始盛行再野化（rewilding）的理念，试图将一些生态和栖息地「还给」野生动物。关于再野化的伦理本身颇具争议（还原到历史的哪个节点？是否增加了动物个体的痛苦？），也有实际问题：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口和更高需求的生活方式，如果人人都想像现在的北美西欧人一样生活，需要好几个地球才行。畜牧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破坏生态，一种将栖息地还给野生动物的方式便是大家都停止吃肉。许多人会争辩说，这不就意味养殖动物会遭受物种灭绝？Korsgaard 认为，首先，工业养殖动物不符合物种的定义（他们经过基因改造，大多靠人工受精，已不再同系交配）；其次，他们也无法施展天性，例如社交或养育后代。
人类是否需要自愿停止繁衍？
我很惊讶地看到 Korsgaard 用一整节讨论了人类该不该灭绝的问题，还颇具讽刺口吻。这一章我觉得主要是给动保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看的（我个人也认为这两个群体更有理由避免生育，或至少选择领养儿童）。
她首先用饲养宠物和「生育自由」相比较。生育自由指成年人想生多少小孩就可以生多少小孩，且在不做某些特殊的错事的情况下，可以持续抚养这些孩子。反对饲养宠物的理由，包含了其导致过多的宠物流离失所，或遭遇残酷主人的风险；就算主人不残忍，许多宠物也没法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此外，人类饲养的猫被证实是野生动物的杀手，每年会杀死上亿只鸟类和哺乳类动物。这些都可以套用在人类儿童身上，尤其是当人类是地球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主因。
Korsgaard 认为，如彼得-辛格这样的功利主义者既认为人越多越好，又同时主张动物和人一样重要，是非常矛盾的，显然忽略了因人而产生的（动物的）痛苦。她认为主张人不该灭绝的一些哲学家仍然抱有某种人类至上的态度，认为地球有了人更美好。当然问题又来了，对谁更美好？Korsgaard 认为，人的「物种存在感」（或者说是我们共同书写的历史吧）使得我们对自己物种的未来具有特殊的义务。她认为我们有某种保证人类物种该延续下去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是会丧失的。按照她修正的康德主义，当我们继续虐待动物（个体和群体），虐待这些与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的同胞时，我们便不配拥有这种权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