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l Crisis: a New Critical Theory》书评：反思动物伦理和人类危机
对动物抱有同情心的人大概不愿再看到另一本讲述「危机」的书了。一方面，动物伦理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似乎已将所有可辩论的话题耗尽；另一方面，这些辩论并没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人类对动物的大规模剥削和栖息地破坏有增无减。面对这种境况，两位拥有社会学背景的哲学教授 Alice Crary 和 Lori Gruen 反思了传统动物伦理学的不足，承接近年出现的动物伦理「政治转向」（political turn），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框架——「批判性动物理论」（crtitical animal theory）。作者希望通过这个理论让读者意识到，动物面临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
书中反思的对象包括动物伦理学中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后果主义，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主张的（修正后的）康德道德哲学，还有以苏·唐纳森和威尔・金里卡的《动物社群》（Zoopolis）为代表的动物政治学。前两者以人类对动物所具有的消极义务为主，后者提倡在消极义务之外的积极义务。Crary 和 Gruen 认为，如果要改善人和动物的关系（或者说是任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个体的命运），我们要重新思考动物伦理中的最基础的假设和前提。如果不去挑战它们，便只会在「人类至上」（human supremacism）的制度和结构中止步不前。
我的理解是，这种批判性理论质疑的是传统伦理学和自然科学对我们情动能力的限制和扭曲。当我们将推翻压迫的希望寄托在看似中立和客观的伦理和科学价值时，我们打破僵局的能力便被这些固有的价值减弱，我们甚至可能放弃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使自己发展出新的「感受性」（sensibility）。
两位作者认为，相对于生态女性主义对资本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关注，传统的动物伦理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生态女性主义和批判性社会理论已经让我们关注到：在不同物种、性别、肤色中划出等级，同时在摧毁着自然、动物、边缘人群的各类系统其实紧密相连。
这本书每章用一种动物引出一个关键性概念或主题。第一章「危机」由一只在哺乳期被人虐待的红毛猩猩 Hope 引出。大规模的棕榈油生产和采掘工业不仅是红毛猩猩的危机，也对本地居民和儿童产生伤害，固化全球性的不平等。第二章「伦理」的关注点是工业化畜牧业中的猪。疫情期的肉类生产让公众认识了到屠宰场工作对员工精神、生理上的伤害。从这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传统动物伦理的局限进行了反思。
她们认为，传统动物伦理为动物争取道德考量的两种途径：1）用行为学和心理学证明动物与人相似；2）从既有的伦理资源中获取灵感将它们衍生到动物身上，都不足以改变工业化农业中将动物身体隐藏起来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一种格式塔式的视角转换（Gestalt switch），用文字、影像和其他艺术作品展现出工业化畜牧业中对动物实施的暴力以及动物在不受人控制时所展现出的情感和社会关系。
她们引用了作者 Danielle Celermajer 在澳大利亚林火发生后创作的《Summertime: Reflections on a Vanishing Future》一书中的桥段。故事的主角是三周大时被畜牧业当作「废物」，后由 Celermajer 收留在庇护所的小猪 Katy 和 Jimmy。林火将 Katy 杀死，只有 Jimmy 幸存了下来。Celermajer 这样描述了 Jimmy 回家后的样子：
他开始寻找（Katy）。四处寻找。在他们的屋子里，在他们的树丛里，在他们曾用来躲避下午阳光的树荫下。他会转身，注视，并直挺挺地站着——去听她的声音，或许在嗅着她残留下的身影。然后，他停下了。
Crary 和 Gruen 认为，这样的描述是在做一种「意识形态批判」（ideology critique）。对动物伦理学来说，将动物的体验和背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叙述十分重要。即便意识形态批判本身不是伦理学的重点，动物伦理学者也应将这种在意识形态上未被扭曲的画面呈现出来，作为给动物争取利益的开端。
第三章由怀孕时从农场逃脱的母牛 Ebony 的曲折经历引出「受苦」这个概念。Ebony 和她的孩子最后被著名的动物庇护所 VINE 救助。这样的故事是奶制品行业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故事——许多被用作奶牛的母亲会在孩子被人类夺走后哭泣数日，小牛也会因此经历情感创伤。用此为背景，Crary 和 Gruen 讨论了功效主义经常面对的批评，也就是认为「无痛的杀戮」是存在的，将个体视为满足感/效益的容器，而忽略个体本身的价值和个体与其他生命的联系。
两人认为，这种理论方式让动物伦理对既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毫无威胁性，因为「对利益的同等考量」（equal consideration in interests）本身也是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制度下诞生，所以这种理论方式必然让历史性、文化性的受苦隐形，进而加强了压迫性的社会结构。
当辛格用这原则为动物争取利益时，他也加强了人和人、动物和动物之间的「道德等级制度」。辛格这类的后果主义论者以及一些康德道德哲学所主张的「宇宙视角」认为某些能力更有价值，于是将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的动物或人类个体置于更低的等级。这种「宇宙视角」（或者说是自认为的客观或无偏颇的视角）本身就是在抑制我们在不同情景下的感受性——而感受性正是产生道德的重要元素：「价值穿插在行动、态度，和关系中，只能通过发展出新的感受性才能识别」（p.32）。
第四章借由热门纪录片《我的章鱼老师》（My Octopus Teacher）展开讨论了「心智」。动物心智对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是重要的探索主题，但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受价值观影响。因自身感官和认知的局限，人类对动物心智的研究也好像是在记糊涂账。和上一章的论述一样，沿用自认为客观的科学方法来证明或研究动物的意识势必会导致「人在道德上比动物更优越」、「人比动物的认知更复杂」的结论。而这样的局限需要像《章鱼老师》的导演那样通过培养自己的感受性来打破。
第五章用老鼠来讨论「尊严」这个主题。研究发现老鼠有解救同胞的同理心，甚至在面对巧克力的诱惑下也会去解救同胞。即便如此，面对被用于实验又被认为是传染疾病的「害虫」，我们对老鼠犯下的过失超出了向她们施加的痛苦——我们侵犯了动物的尊严。这种侵犯包括了将动物描绘成粗鄙肮脏的形象，或者进行公开的羞辱（比如倒挂即将被屠宰的鸡，或让黑熊穿上可笑的裙子）。
「尊严」这个概念常被视为动物和人之间的分水岭。但在面临各种社会、环境危机时，为何「我们无法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脆弱的动物」，为何我们以为在动物的尊严被消减时，我们自己的尊严不会受损？对鼠类的贬低与「去人化」（dehumanizing）（对他人的蔑称）的作用是一样的。历史以来，普通人就是通过这样的贬低来消灭那些不被需要的人——像消灭害虫那样。
这一章里，两位作者详细讨论了克里斯蒂娜·科斯嘉德的新康德道德哲学，后者也将动物尊严作为了一个重点。和对辛格的批评一样，她们认为康德伦理中的「普遍性」是站不住脚的。在她们看来，事实/价值的区分（fact/value）无法实现，事实必受价值的影响。因此，当这些康德哲学家在试图用经验论证人和动物的伦理时，他们势必无法躲开这种做法本身的伦理维度。两位作者认为，要理解动物的尊严，首先把老鼠和其他动物的生活变得清晰可见。
紧接着「可见」这个主题，作者在第六章用鹦鹉讨论了视线的政治。因为美丽和智力而被大规模交易的鹦鹉是典型的难以在人类环境中适应的动物，也因此大量地被遗弃。饲养鹦鹉「没有大小合适的笼子……（因为）它要覆盖三十五平方英里……它是巨大的，它是天空」。我个人觉得这个章节是本书中比较出彩的一章，涉及了许多动物政治/伦理中对动物园以及动物摄影的讨论。人类在不久前也曾将自己的同胞放在动物园内展出，观看动物是人对自我的异化（self-alienation），「是人类和人类动物起源的一种调解」。同时，动物园以及某些鼓励「消费」动物的摄影作品推广了一种单方面的主导视角，让「动物也能观看我们的这一事实完全失去了重要性」。许多动权行动者以为曝光屠宰场中动物受苦的画面后便能够让消费者「看见」动物，但我们在此之上还要发展出新的感受性，「对情境敏感的视线政治」（context-sensitive politics of sight）。理解这种视线政治意味着理解有些「可见度极高」的动物（如被观赏的鹦鹉）也同样因为结构性原因，被我们无视了她们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性；意味着分辨出哪些是倡导消费的凝视，而哪些是试图展现动物处境现实的 vegan 凝视。
即便是动保者对可能造成公共健康危机的昆虫也是没有太多怜悯的。在动物伦理中这些动物也很少成为谈论的焦点。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蜱虫和动物伦理学中的政治转向联系在一起。和许多动物不同，蜱虫、蚊子等一些顽强的昆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反而因为环境崩坏而增加。历史以来人类为了消减这些动物而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徒劳的，并殃及到了其他生物。人对「害虫」发动的战争——大量地碰洒药剂，最终是对人自己发动的战争。近年来，面对动物伦理的低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当代自由民主中的政治可能性概念延伸到动物伦理研究中。本书的作者们则认为，这些措施并没有去质疑当代自由民主与全球性榨取式的资本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点上，生态女性主义早在动物政治哲学之前就已经关注到了互相联系的压迫性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者尤为关注「理性」（reason）和重新想象「理性」的能力：意识到我们在理解事物时感情的重要性，我们也需要用感情去敏感地识别价值。这种能力意味着我们要去聆听妇女、边缘人群的声音，发展出更多聆听动物声音的方式。
蜱虫可以十八年不进食。在蜱虫的世界里，时间似乎是可以静止的。而人类存活的时间则在飞快流逝。尽管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组织中无法实现道德完美，我们仍然需要尽可能多地寻找并反抗那些互相联系的，暴力的、剥削性的、将生命的商品化的系统。在这一节里，作者提到了一些相对实际的举措。她们认为，我们要用行动凸显出人和人、人和动物的互动和联系是无法被量化、被商品化的。
对于不到两百页的篇幅，作者似乎很难较为系统和完整地解释「批判性动物理论」以及实证运用。也没有很好地解释「批判性动物理论」和近来壮大的批判性动物学（critical animal studies）有怎样的区别（尽管引用了该学科内有影响力的作者和概念）。书的大部分篇幅是用来陈述动物伦理以及动物政治哲学的观点和不足。虽然写作十分动人，但相比 Jeff Sebo 的新作 Saving Animals Saving Ourselves，本书没有提及任何类似 One Health One Welfare 或者 Green new deal 这样的已有的政策框架，也没有提到倡导「宇宙视角」的哲学家们近年来对道德不确定性的思考和完善，让我觉得错过了不少机会。今年这两位作者和另一位生态女性主义学者 Carol J. Adams 将会合作编辑一本质疑有效利他主义（一个以「理性」为亮点的哲学/社会运动）的作品 The Good It Promises, the Harm it Does: Critical Essays on Effective Altruism，或许在这些文章里能看到「感受性」和理性在实际案例中的正面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