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鱼会抵抗吗？（译文）(1)
——鱼类抵抗的认识论：「鱼其实想死」
为了理解鱼类的抵抗，我们似乎先得关注「认识论」这一问题，接着是「认识论暴力 」这一概念。在某些方面，「鱼会反抗吗？」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来回答；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我们「知道」的东西如何限定了什么是可能的。在这里，我将把「认识论」视为一种知识或真理的体系：正是在真理体系的范围内，我们可以验证陈述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且真理体系给予了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认识论的一个例子是围绕科学方法建立的知识体系，它依赖于对世界和现象进行系统和重复的观察，并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将什么可能是真实的进行理论化。认识论的一个相关考虑是，我们如何表达（frame）某个特定的问题，这个表达如何同时定位行动者，以及这个表达如何在任何特定的背景下促成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种对认识论的理解，也就是先去理解我们所知道的「真理」的轮廓、动态和影响，而不是寻求验证什么本身是「真理」，是一种明确的福柯式观点，它将认识论理解为社会和政治相互辩驳的过程。这种福柯式方法提供了一种途径去理解和重构所谓「科学的」方法，即通过经验观察逐步完成对真实事物的记录（例如，通过实验最终确定鱼是否感到疼痛），使我们能够理解「知识」决定了什么是可能的，包括什么是可以思考的：
我关心的并不是......如何描述知识是朝着客观的，能让如今的科学最终得以被认可的方向发展；我试图揭示的是认识论领域，即知识的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知识被设想为是除了与所有参照其理性价值或其客观形式的标准有关以外，以其积极性为基础，从而表现出一种并非其日趋完美的历史，而是其可能性条件的历史。I am not concerned ... to describe the progress of knowledge towards an objectivity in which today’s science can finally be recognized; what I am trying to bring to light is the epistemological field, the episteme in which knowledge, envisaged apart from all criteria having reference to its rational value or to its objective forms, grounds its positivity and thereby manifests a history which is not that of its growing perfection, but rather that of its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这段太难翻了，我先晾在这里😓）
在这里，福柯的方法的重点不是通过知识与某一客观真理潜在的「接近度」来分析知识或知识的历史。恰恰相反，福柯更感兴趣的是理解一种真理的政权是如何制约可能性的，并且在同时又是如何影响权力关系的。
这种方法对于解读人类与鱼类的权力关系是非常有用的。正如我在上文所讨论的，在考虑被人类利用的鱼是否应享有福利时，其中一个争议点是目前关于鱼是否受苦的科学辩论。考虑这其中的认识论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因为鱼的痛苦成了一个问题，在我们人类决定采取行动之前，我们需要科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这边显示出一种表达上的问题，这种表达意味着——直到验证了鱼确实在受苦，向鱼提供福利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停止捕鱼是不可想象的。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表达营造出了表面上的理性立场，但这些立场在某些方面却可以很轻易地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而且肯定是不正当的，至少在使用不同的「真理」视角进行审查时是如此。目前，人类杀死了数万亿条鱼；其中许多鱼在最低（或没有）的福利预防措施下被猎杀和屠宰（或被饲养，被密集地控制和屠宰）。因为科学没有持续地验证鱼是否受苦，人类显然觉得他们的这些做法可以继续持续下去。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改变，改变的代价也很高。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在我们清楚地了解鱼类受苦的科学性之前，我们不应该使用鱼类。考虑到我们通过使用鱼类可能给数万亿的鱼类带来的潜在痛苦的严重性，「理性的立场」很明显会是我们不应该伤害鱼类，或者要为鱼类提供最大的福利，直到有一天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在鱼类是否受苦的问题上得到确认的证据。确实，我们对鱼类采取的一些最低限度的福利预防措施是通过这种谨慎的「怀疑的好处」（benefit of the doubt）的方法实现的，但这些预防措施也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正是因为如我所说的，鱼类的痛苦是以一种假设我们可以继续使用鱼类的方式来表达的，直到有人证明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提出这些并不是要质疑科学方法及其回答「鱼会感到痛苦吗？」这一重要问题的能力，而是要强调，鱼类痛苦的认识论是由人类的大量投资所决定的，包括金钱、基础设施、饮食、制度等方面，正是这些投资使鱼遭受痛苦，而这又形成了我们如何看待鱼以及「鱼会感到痛苦吗？」这一问题所含的主要意图。我们以庞大的规模利用鱼类，以至于如果它们有能力受苦就很可能在受苦，且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可靠的科学来证实鱼不会因我们而受苦——这些事实能显示出关于我们的真理体系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这种表达问题和决定主体地位的方式。与其问「鱼会感到痛苦吗？」，另一种问问题的方式会是：「当我们还不能确定鱼不会受苦时，我们怎么能以我们的方式、以我们所用的规模来使用鱼？」鱼和捕鱼提醒我们，暴力本身是由我们的知识体系形成的，因此许多问题本质上是认识论的。暴力，因为它在公共空间和痛苦的政治中被呈现，只能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中被看到。只有当我们将对动物的暴力概念化，才有可能看到我们对动物的暴力。围绕着巨大的全球化和工业化的规模捕鱼行为的相对沉默，以及对科学项目来验证鱼的痛苦的依赖，都或许表明了我们从根本上缺乏知识系统来想象鱼类是被施暴的主体，或者将捕鱼理解为对海洋动物的集中暴力系统。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描述了她所谓的「认识论暴力 」，以此来理解真理体系压制特定主体的能力，使特定形式的真理和可能性变得可见或不可见。斯皮瓦克以印度娑提焚烧寡妇的仪式为研究案例，这种做法曾受到英国人的法律管制，是他们在印度的殖民使命的一部分。然后印度传统主义者回应，声称这种做法是一种「习俗」。斯皮瓦克让读者注意到，真理体系塑造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两种声音的叙事方式，从而压制了印度妇女的声音：
印度教的寡妇登上死去丈夫的火堆，在上面自焚。这就是寡妇祭祀。（寡妇的梵文词汇的常规转写是 sati。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将其转写为 suttee）。这个仪式并不普遍，也没有种姓或阶级的限制。英国人对这一仪式的废除通常被理解为「白人男子从棕色男子手中拯救棕色妇女」。白人妇女——从 19 世纪的英国传教士登记册到玛丽-戴利——都没有对此提出另一种理解。与此相对应的是印度本土主义的论点，一种对起源流失而产生的怀旧模仿：「女人其实是想死的」。
我相信，斯皮瓦克的这段话总的来说与动物研究非常有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的挑战，也是对理解暴力如何转化主体的挑战。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醒我们，我们目前对动物痛苦的伦理问题的表达有其局限性，同时，也创造了一个难以摆脱的逻辑结构。痛苦的政治——坚持要确定鱼是否会感到痛苦，并只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做出社会和政治反应——产生了它自己的政治和它自己的主体性，且变得无可辩驳。如果支持动物的倡导者解释说，我们想把动物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或者通过福利实践减少动物的痛苦——如果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被困在这个真理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要「拯救」的动物也会被这个真理困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对暴力作出反应，也不意味着现有的反应没有价值；相反，学者和活动家们为强调这种痛苦所做的工作在塑造公众观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即使是有价值的回应，也参与了产生其自身暴力的真理体系。谈到妇女权利话语的价值，温迪-布朗认为我们对一些解放性话语的依恋是苦乐参半的，这些话语缓解了痛苦，但同时也创造了让统治继续的条件：
如果暴力发生在你身上，那么几乎任何减少暴力的手段都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何时以及是否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妇女权利，好让从属者能够逃离这种侵犯的场所；何时以及是否在该场所为我们筑起一道围墙，去规范而不是去挑战其中的条件。
可以说，在旨在减少痛苦的改进动物福利保护方面，动物倡导者也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至少在用于食用陆生动物方面，控制和屠宰的条件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一些批评者指出，在减少动物痛苦的同时却并没有减少对动物的使用；相反，全球利用动物作为食物的规模和强度呈指数增长。正如 Deirdre Bourke 所言，「动物福利立法往往不仅用于保护动物，而且还用于规范，甚至促进了对动物的持续使用」。最近关于采用生物工程使牲畜不感到疼痛的「思想实验」似乎只是进一步突出了与仅以减少动物痛苦为目标的政治和伦理主张有关的问题。正如斯皮瓦克可能想指出的那样，想象印度妇女对于娑提想要的解决方法——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被英国殖民者所拯救，是一种认识上的暴力。我们同样可以问：对于人类大规模利用动物这一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否是减少或避免痛苦（去「拯救」受苦的动物）？
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斯皮瓦克上面那段短文的最后一句话，它既与我们如何想象动物可能想要什么的认识论问题有关，也与想象动物可能不希望被用于人类利益的重大挑战有关。斯皮瓦克用一句简短而讽刺的话描述了印度保守主义者为寡妇献祭仪式辩护的反应：「女人其实是想死的」。通过「印度本土主义者」对娑提的辩护有效地参与复制了妇女想死的荒谬逻辑，斯皮瓦克嘲笑了一种父权体制让妇女沉默的方法，即妇女同意遵守这一习俗的唯一解释是重死轻生。「女人其实想死」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理解人类对动物施加的物质和认识暴力的工具，这正是因为我们对动物的认识论的表达，以及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对动物施暴的畸形系统，似乎都依赖于这样一种逻辑：为了我们的利益和快乐，「动物其实想死的」。我们发现，这种逻辑至少在一些捕鱼行为中是非常有效的，正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使用的官方术语所指出的那样，鱼类只是从海洋和河流中被「收获 」（harvest）而来，供人类使用。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鱼被动地把自己交给我们使用，它们对于自己是继续生存还是在我们手中结束生命没有特别的偏好：「鱼其实想死」。认识暴力使鱼对自己的生命不感兴趣。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说法——「鱼其实想死」——是荒谬的，正是因为它意味着鱼对被用于我们的利益缺乏任何抵抗力，而且，这种说法就像是鱼会把自己扔到船甲板上的捕鱼幻想一样，认为它们宁愿死在我们手里（或者至少，对它们是否死在我们手里没有偏好）。正如我将在后面讨论的那样，正是因为有可能提供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且确实需要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所以才必须将动物（包括海洋动物）抵抗人类利用，它们宁愿不被利用，实际上它们不想死的可能性概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