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does One Health want? Feminist, posthuman, and anti-colonial possibilities
作者：Lauren E. Van Patter, Julia Linares-Roake & Andrea V. Breen
（ChatGPT 机翻/人工校对）
同一健康（One Health）追求的是什么？尽管它宣称具备跨学科特质，同一健康至今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融入甚少，特别是对于能够回应此问题的批判社会理论流派的融入更是有限。在本文中，我们汲取批判性社会科学观点，探讨同一健康如何被定义、被概念化和定位，并讨论我们所认为的同一健康中的重大挑战——这些挑战既限制了其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潜能，又有可能导致持续的危害，即医疗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殖民资本主义。接着，我们提出了批判性社会科学领域中三个可能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向——女性主义、后人类和反殖民视角。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希望在同一健康领域内推动更深层次的跨学科合作，倡导真正借鉴批判性社会理论观点，并在更富创意和激进的重新构想中重新定位，以造福不同族群、动物、其他生命体和土地。
引言
同一健康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三位批判性社会科学家，对同一健康的参与是为了努力理解和履行我们在祖传的安尼什纳贝、荷迪诺苏尼和阿塔旺达隆领土作为定居者的关系责任（译者注：这里主要是学者用来表明自己所处的北美地区的被殖民前身）。我们被这个问题所吸引，也被回答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所吸引。尽管同一健康自称具有跨学科特质，但迄今为止，它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融入有限[1]，其研究和倡导在关键的社会理论方面的融入更是极少。在本文中，我们汲取批判性社会科学的观点，考虑了同一健康如何被定义、被概念化和如何定位，并讨论了我们所认为存在于同一健康领域内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既限制了其实现有意义变革的潜力，又有可能导致持续的危害，即医疗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殖民资本主义。接着，我们提出了批判性社会科学领域中三个可能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向——女性主义、后人类和反殖民视角。通过这样的探讨，我们的目标是在同一健康领域内促进更深层次的跨学科合作，倡导真正借鉴批判性社会理论观点，并重新定位，以更具创意和激进的重新构想，造福于不同族群、动物、其他生命体和土地。
定义同一健康：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
同一健康涉及动物、人类和环境健康之间的联系。除了这个核心特征，对其进行定义是具有挑战性的。它是一种方法吗？是一门研究领域吗？它被描述为一种"认识论口号"——作为催化剂，促使各种不同的参与者从事跨学科研究和实践[2]。鉴于同一健康内部的多样性，其特定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基础很难明确定义[3]。
大部分同一健康的学术研究采用了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关注的对象主要就是“是”，却没有足够关注“是”是如何形成的认识论问题[4]。知识层次中主导的是主流科学，特别是西方的"生物医学认识论"[5, 6]。在主流科学范畴之外的知识不仅被贬低，而且在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中变得难以理解。正如巴克罗和其同事所写（[7] p5）：
在科学之外的宇宙消失为现实。它变得不存在（在无关和不可理解的意义上），因为它超出了被接受的包含概念认为是其它的宇宙的范畴（[7] p5）。
价值取向也大部分仍然模糊不清。当然，“健康”是有价值的，但以何种方式，以及为了谁？洛克和德格林（[8] p61）指出，“公共卫生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关系薄弱，与非人类动物伦理学的关系甚至更为薄弱”。科格兰等（[9] p1）提出，同一健康需要“将道德关切的范围扩展到超出狭隘的人类利益”，戴维斯和夏普（[5] p3）则断言，这些干预基本上是为了支持“富裕、西方、人类身体的生命”。一个核心问题是，同一健康干预的价值承诺很少被明确表达或审视，因为潜在的主导科学方法仍然毫无批判地扎根于欧洲中心的知识范式，这些范式将经验性知识视为客观、普遍、不做价值判断和没有政治倾向的。在明确界定同一健康的价值观立场，是解决下面所述的一些挑战的重要第一步。
同一健康的挑战：医疗化、人类中心主义、殖民资本主义
医疗化
虽然通常人们承认健康的概念囊括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精神，以及生物医学”，但在同一健康领域中的研究和干预往往过于狭隘地关注疾病，“往往被明确理解为生物学问题”（[5] p3）。这种焦点的特定性忽视了社会福祉的维度[10]。一些人注意到，同一健康有潜力拥抱更全面的取向，而不是越来越专业化和隔离化的生物医学领域[11]。正如巴克罗（[12] p9）指出的那样，“脱离超越人类社会现实的生物学解决方案将无法解决主流同一健康所面临的显著挑战。实际上，坚持在可传播和病理生理过程中所谓的无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流行病学，恰恰是问题的一部分”。
同一健康通常更多地关注健康的负面维度——对疾病的共同脆弱性，特别强调人兽共患病。然而，一些人主张也必须考虑到健康的积极维度。霍奇森和达令（[13] p189）提出了“zooeyia”（人畜共益）这一概念，即“人兽共患病的积极对立面”。作为一个例子，他们讨论了人与动物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的积极福祉影响。然而，“zooeyia”这个的概念被不对称地构建，仅仅是围绕对人类的益处上，从而引发了下一个观点。
人类中心主义
同一健康经常被提及的局限之一是普遍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特殊主义和物种主义相联系，人类中心主义是欧洲中心思想的核心特征，也是殖民主义的核心[14]。正如塞勒马耶等（[15] p120）所阐述的，人类特殊主义有以下三个相关的核心观点：
a) 人类在生理上与其他物种和非人类自然分开或可分开；b) 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不同，因为他们拥有心智（或意识）和行动能力；c) 因此，人类比其他物种更重要。
同一健康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使其对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应用了不同的概念模式和伦理框架。在其历史中，同一健康一直“隐晦但坚定地坚持一种伦理立场，即将人类健康置于动物福利之上”（[11] p186）。"社会"的范畴通常仅限于人类，将非人类动物降低到不活动的生物物质的领域内[12]。同样，在公共卫生中，"公众"只考虑人类，而不考虑非人类社区成员[16]，并假定“被照顾的其他人总是人类”（[17] p3）。
同一健康通常在关注动物和环境健康时，不是将牠们作为目标本身，而是作为达到人类健康的手段。正如当前的理论和实践所描述的，同一健康通过将其他物种仅仅视为“人类健康的媒介、储备或决定因素”，传播了殖民世界观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7] p2）。正如卡门什奇科娃等所指出的（[18] p310，强调加入），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认为动物是为人类健康提供资源的一种资源；另一方面，它们被视为潜在的疾病携带者。我们必须保障动物健康，是因为对动物健康的威胁可能转化为人类的健康风险。
对于人类来说，除了仅仅考虑身体健康或疾病之外，也更有可能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心理、情感、精神和经济福祉以及社会政治稳定”（[19] p53）。对于非人类动物而言，健康往往仍然局限于身体疾病和人类使用因素，如“最佳生产力、动物福利和动物使用的道德考虑”（[19] p53）——这是与用来描述人类福祉的考虑完全不同的一套考虑因素。类似地，生态系统健康考虑了毒素，以及“植物健康、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19] p53）。关于可持续性和适应性的讨论往往以人类中心的术语进行，例如能可持续地被人类使用和对人类干扰的适应性，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在持续增长和资本的剥削逻辑背景下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
同一健康的话语揭示了阿甘本所称的“人类学机制”，在这个机制中，非人类生命被减少到“生命（bios）”，成为被限制在物质身体内，变得“可以被杀”的“赤裸生命（bare life）”，这些生命的死亡并不值得哀悼[5]。正如巴克罗等（[7] p7）所指出的那样，“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服务于支配的边缘化工具。它是现代性的核心二分法”，并且在同一健康领域内仍然根深蒂固。
殖民资本主义
Lainé 和 Morand（[22] p3）详细描述了同一健康如何在帝国和殖民主意项目中的历史出现，这些项目源于对当地人类和动物健康的生物政治需求，同时进行对当地资源的榨取：
同一健康研究者使用的很大一部分修辞并不新颖，而是深深根植于殖民科学：旨在发展当地社会、当地人民和牲畜的健康，同时也通过在让他们更优惠地融入帝国市场以及当今的全球市场来发展他们的经济。
其他人指出，在同一健康的研究和干预中，可能存在着关于经济增长和自由治理的“隐藏假设”（[1] p2）。资本在动物身体的商品化中显现，“将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体所实施的暴力转化为增加生产效率的程序”（[12] p7）。同一健康并未挑战将活生生的生命体作为物质材料纳入资本积累体系的这种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共同的边缘化机制”，是一个系统或关系。在这个系统或关系中，人类、非人类动物和土地都被卷入了相互交织的权力关系之中（[7] p2）。这让我们想起瓦迪维尔（[23] p147）所称的“对动物的战争”，它“建立在一种暴力的持续占有形式和同样暴力的将动物的生命转化为人类交换系统内的价值之上；财产和商品作为战争的工具共存”。将同一健康作为生物政治项目（通过使特定群体，即驯化的养殖动物继续生存，来保持健康）与将生命体作为赢利的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系统区分开是具有挑战性的。
地缘政治上，同一健康倾向于将对健康的理解和干预从全球北方转移到全球南方和原住民国家。正如巴克罗等（[7] p9）详细阐述的那样，“健康中的慈善资本主义一直是加强殖民认识论、支持全球北方利益的一种策略”，其中“唯一允许的愿望是从全球北方的认识论、科学和技术转移中受益”。（[7] p6）。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同一健康的基本假设——人类、动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根植于未被承认的原住民认知方式，这种方式拥有“数千年的成功经验”（[7] p9）。然而，在同一健康的学术研究中，希利尔等最近的回顾发现“同一健康与原住民知识之间没有显著联系”（[24] np）。戴维斯和夏普（[5] p2）提出了同一健康局限的综合表述：
倾向于将西方健康价值观（Craddock 和 Hinchliffe，2015；Rock，2017）普遍化，将人类（仅限于某些人类）置于健康的等级结构顶部（Brown 和 Nading，2019；Hinchliffe，2015），忽视健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Woldehanna 和 Zimicki，2015），或忽视通常导致健康差距的政治经济因素（Wallace 等，2015）。
反映了这些局限，巴克罗等（[7] p9）呼吁建立起一种基于“后深渊思维”（post-abyssal thinking）和全球南方认识论的反霸权知识生态，由以下七个行动构成：
（1）解构边缘化机制；（2）丰富知识生态；（3）建立健康的多物种公共政策；（4）创造支持性环境；（5）加强多物种社区行动；（6）发展多物种的个体能力；（7）重新定位多物种健康服务。
这些代表了不同知识的潜在可能性的行动将在接下来关于同一健康中的反殖民机会和必要性，即第 4.3 节中作进一步探讨。
同一健康的可能性：女性主义、后人类主义、反殖民主义视角
根据我们密切研究的理论取向，我们认为同一健康可以从更深入地参与批判性社会科学流派中受益，其中包括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后人类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方法。我们目前根据自己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侧重于这三种方法，但我们也认识到在批判理论的其他领域，包括批判性残疾研究、酷儿理论和黑人思想（Black Thought），也有重要的工作，我们希望未来在同一健康领域能够看到更深入的讨论。以下每个部分都会提出以下问题：“同一健康想要什么，它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不少学者最近已开始在同一健康的视角中探讨女性主义的潜力[25, 26]，认为女性主义与同一健康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甚至共生的关系”（[26] p1）。人类-动物-自然的划分与性别和种族压迫的斗争紧密相连，这需要关注权力体系的集体和协作行动（例如[27, 28, 29, 30, 31, 32]）。亚当斯 [33] 认为，如果不关注动物的生活是如何与父权结构相互关联的，就无法解决动物福祉问题。亚当斯（[33] p177）还认为，当前对性别-物种问题的分离“阻止了我们建立联系”，这对女性主义和动物研究领域的学者都产生了影响。通过将同一健康从业者与女性主义思想对话，我们可以更好地关注影响同一健康的三个支柱之一的权力和差异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在本节中，我们专注于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
费舍尔和特隆托（[34] p40，他们的强调）将关怀定义为“一种物种活动，包括我们为了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好地在其中生活而维护、继续和修复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挑战的是强调以判断和推理过程作为道德决策核心的规范性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建议决策过程应由情感、关注和共情来引导，这些不是普遍化的原则，而是定位于在关怀关系中重视情境差异的价值观[35, 36]。
关怀伦理学的伦理框架为跨种和种内合作创造了空间，同时反思了在平衡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时出现的道德困境[37]。这种方法开辟了研究人类和动物如何以及为何会对不同的健康结果变得脆弱的途径，可能帮助从业者探索人类如何关心非人类他者[37, 38, 39]。通过这样做，这一理论“打破了最严格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考虑概念，促进了人类维护生态和动物的健康和福祉”（[37] p190）。
关怀伦理学的方法还强调了在健康和其他环境中关怀关系的负面部分。因为照顾他人的过程直接涉及权力不平衡，便有机会考虑关怀本身是如何成为压迫性因素[38]。强调关怀引发了人类和动物的苦难问题（见[37]），并揭示了虐待、暴力和关怀如何在物种内外之间同时存在[39]。
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了环境退化、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跨越性别、种族和物种界限的个体压迫之间的联系[40, 41]。思考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意味着要通过全球北方人类的支配结构来思考人类主义的体系；也就是“非人类生活环境（即有机实体，如动物、植物、土壤、海洋以及其他构成生命的物质，如岩石和冰川）被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所支配的复杂的关系系统”（[40] p5）。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以及重新想象我们的伦理承诺的呼声在生态女性主义实践中扎根。Sayers 等人（[39] p5）描述了这种方法，这些方法“认为我们对动物的道德行为应该由情感、同情和共情的关系以及关怀的本能来指导，这些关系在密切的体验实践中形成，涉及了所谓日常平凡的妇女劳作”。其他非人类主体是否拥有福祉权利并不是生态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真正的关注点是关怀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显现，从而促进或影响相互的繁荣[41]。通过改变关注重点，研究人员和当地社区能够动员对生活和非生活主体的日常关怀实践，以应对人类世的当前和未来挑战[42]。
生态女性主义关怀理论家还深入探讨了非人类与人类共同体的负面影响。例如，亚当斯 [33] 认为，只要某种痛苦直接有益于人类进步，那么动物的痛苦就会被社会所忽视并被接受。只有在我们将个体动物赋予能动性时，动物的痛苦才可能（并且通常会）变得可见[33, 39]。关怀思考使研究人员能够将多种利益（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置于道德问题之中，从而在主导叙事中通常被忽视的那些遭受痛苦的个体变得可见[38]。通过关注情境关系而不是严格的要求如何创造宜居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能让研究者更好地回应在近期同一健康文献中呼吁认真对待本地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呼声（参见[43]）。
从女性主义关怀的角度来看，同一健康是想要继续传承关于什么是健康的单一叙述，还是会让关怀引导它穿越我们所生活的复杂、相互关联的混乱世界？
后人类主义（及其衍生）（译者注：原文为 Posthumanism(s)）
后人类主义——以其各种形式——反击的是人文主义范式：支配着欧洲中心主义科学、人文学科、法律秩序等等的思想体系，这些体系围绕特定的、关于人类的理想来定义何谓主体性或人格。本文提出的后人类主义是批判性后人类主义，旨在分析跨越物种边界的压迫是如何相交的，同时也必然关注超越人文主义的新颖和变革性未来[44]。这些理解涉及物种的定义和分类，以及性别、种族、能力和其他标记，因为启蒙人文主义的“主体”——亦是人格的主要标志——是身体思维健全的白人男性。后人类主义对这一理解提出了挑战，通过承认我们与微生物的共同构成，以及考虑非人类存在的自我或经验的现实和价值“拒绝了启蒙思想中所假定的自治人体”（[45] p453）。
在同一健康领域内，对后人类主义（及其衍生）的讨论有限。Kirk 等人（[46] p475）在医学人文学和多物种研究方面的新兴工作中，阐述了“多物种医学”的价值，该理论认识到“如果成为人类是一种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么健康也将成为一种共同健康的过程”。
后人类主义方法可以通过打破其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来为同一健康做出贡献，特别是“批判性地关注人类和动物形成的共同体，以及在资本主义和后殖民背景中遭遇后，所经历的共同成长和‘共同痛苦’”（[5] p4）。正如巴克罗（[12] p8）所指出的，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由多于人类的社会所决定的健康”（more-than-human social determinatino of health），在这里，非人类物种也被看作是健康的载体，其福祉也很重要的存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调查的时候，承认动物对“社会性以及新兴动态社会环境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47] p561）。在特定情况下，后人类主义的方法在同一健康领域内已经被或可能被动员起来：“多物种公众和团结”（multispecies publics & solidarity）以及“多物种正义”（multispecies justice）。
多物种公众与团结
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 Melanie Rock 的作品中，后人类主义已经进入了关于同一健康的对话[8, 16, 17, 48]。Rock 在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领域挑战了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质疑在公共卫生中谁是“公众”，以及当我们摒弃只有人类成员才不可避免地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假设时，会发生什么，认识到“人们为非人类他者的照料所作的努力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8] p61）。Rock 和 Blue [17] 提出，我们需要一种后人类的方法来促进健康，认识到非人类动物在公共卫生和个体福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多物种公众“（multispecies publics）的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公众的出现和演变取决于多物种共同体”（[17] p2），例如在灾难响应、恢复和准备中伴侣动物的境况。
Rock 和 Degeling（[8] p62）勾勒出了一个“多于人类的团结”（more-than-human solidarity），他们将其定义为“旨在以协助他人为目的，承担各种成本并作出各种权衡的人类活动，被照料的对象包括非人类动物、植物或地点”。他们特别关注伴侣动物，因为它们通常是许多个体生活中的被照料者，但这个概念可以更广泛地扩展到其他生物和土地上。多于人类的团结为伦理对话提供了一个基础，认识到福祉的相互关联，同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而不仅仅是概念性的路径。
多物种正义
交叉性的多物种正义方法能在各方面支持同一健康。例如，Kirk 等人（[46] p78）认为，将动物研究和批判性残疾研究的见解带入对话，探讨“关于共同健康、脆弱性、相互依赖性和社会正义的问题”会是有益的。Baquero（[12] p3）指出，在同一健康背景下注意交叉性的重要性，因为创造苦难的生物政治机构“是物种主义、种族主义、族群、阶级、性别、能力和地理边缘化的组成部分”。
界定和调动旨在实现多物种正义的干预措施存在是充满挑战的。其中包括了对想象的挑战：什么是“非恐惧的、非边界的、非主导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27] p25）？许多动物研究学者和活动家已经意识到将其他物种引入社会正义辩论的挑战。这点不能被忽视，但我们也需要找到方法来对抗“根深蒂固的非人化过程，同时承认社会不平等、多维贫困和各种社会中的普遍不公正所带来的实际、具体的困难”（[15] p133）。另一个挑战是如何确定非人类的利益“而不将它们纳入我们自己的理解和存在形式中”（[49] p480）。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我们的方法需要是一种以差异为导向的正义，关注共同的脆弱性[31, 49, 50, 51]。我们需要“从整体和结构上考虑人类和非人类的健康、福祉和权利（包括健康权）”（[52] p）。我们需要新形式的知识，因为“殖民主义的重点是通过全面的了解作为掌控方式，来吸收其他的生活世界（lifeworlds），消除了多物种正义的可能性”（[49] p492）。我们的方法需要“有意识地去殖民化和解构自由主义霸权”（[15] p129），与本土知识进行有意义的、非占有性的交流，不将教导与赋予它们意义的土地、语言和文化分离开来。
Srinivasan [53] 写道，多物种正义需要对人类进行重新动物化，我们要摆脱“动物在政治的例外主义”（zoöpolitical exceptionalism），即通过发展来克服自然，以实现人类福祉的观点。只有当我们真正将自己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众多物种中的一员时，我们才能开始将地球上生活风险分配给人类和非人类其他成员以抵制边缘化。Emel 和 Nirmal（[54] p34）认为我们必须：
仔细审查多重压迫，不偏袒其中之一。在涉及复杂且新兴的政治生态时，采用民主、多元和去殖民的方法、思想和实践。参与多物种正义，不仅是为了发展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还要集中关注政策和制度变革。
多物种正义的潜力开始在学术圈外得到认可；例如 Phoenix Zones Initiative [55] 的 Just One Health，该倡议认识到并推动“弱势人群、动物和地球的相互关联权利、健康和福祉”。
最后，后人类主义的方法为重新考虑关于知识和认知的假设开辟了空间，即：谁是知识持有者（knower）？在同一健康领域内，动物对其自身健康需求和联系的了解是否值得考虑？Lainé 和Morand [22] 提出，通过使用多物种民族志学方法，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可以洞察当地知识、动物知识与流行病爆发等同一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在一些文化中，包括许多土著民族的文化，非人类动物、植物和土地都被定位为知识持有者（例如[56]）。
从后人类的角度来看，同一健康是否愿意继续服务于（某些）人类的狭窄利益，还是愿意拓展其关注的焦点、价值结构和方法，考虑到我们与共享地球的各种生物的生活、利益和福祉？
反殖民主义
糟糕的健康（包括人类和动物）和环境退化无法与奴隶制、环境种族主义、父权制以及持续的殖民主义的结构性暴力分开[57, 58]。欧洲中心主义关于人类存在的观念的强加——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和土地的分离——构成了对动物、土地的暴力，也构成了对受到非人化逻辑影响的特定人类群体的边缘化和压迫的基础，其中包括黑人、原住民[14, 59, 60]，以及残疾人士[61]。
正如 Belcourt（[59] p21）在对批判性动物研究的土著批判中所争辩的：“我们不能在不理解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是占领土著领土上许多结构暴力的基础的情况下解决动物压迫和解放问题”。Darren Chang 写道（[62] p38），“如果不打破殖民资本主义的剥夺和破坏过程，那么所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所依赖的生态环境的努力很可能都会失败”。同一健康的研究人员和从业者需要意识到科学知识和学院是如何在提取和挪用原住民知识的同时实施认识暴力[12, 58]。研究人员必须了解原住民社区如何共享“由殖民主义国家执行的种族屠杀和同化政策以及原住民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间的差异”（[62] p29）。原著民族是多样的，考虑到健康和福祉时，土地和关系的细节很重要。
我们需要进行“领导力转变”和“知识转变”[57]，让原著民和社区来引领知识生成并冲击知识流动的过程，以便知识流不仅从北半球流向南半球，从像大学这样的殖民机构流向社区，且向多个方向，以及使用多种语言（不仅限于英语），通过多种认知方式（Ways of Knowing）（超越主导科学）来流动。这种“知识转变”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为动物赋予能动性[62]和多物种知识创造空间。这需要一个“将动物作为亲属，共同创造一种引发关怀而不是痛苦的生活方式”的去殖民政治（[59]，p24-25）。
同样，我们还需要一个“范式转变”[57]，个人和机构需要认识到疾病不能从更广泛的殖民体系中提取或孤立出来，并且需要“改变谁坐在桌子旁并去重建桌子的部分结构”[57]。这些转变需要意识到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救世主主义在知识生产和结果干预的体系中的运作方式。正如 la paperson（[63] p9-10）所说，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知识体系视为“被委托实现定居世界帝国主义梦想的机器”，以及“想要使世界人性化，但实则是用一种更为温和的殖民方式，来殖民一个远非仅限于人类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方式：但这需要“返还土地，让关系再生，以及推进原住民、黑人以及酷儿的未来——这是一个需要抵制权力表现的过程”[63]。批判性社会科学使我们能够窥探权力关系的幕后，使得"一个健康"可能会带来的好处和潜在危害都能够被显现和评估。
从反殖民的角度来看，对于"同一健康"来说，在持续的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方面，它希望扮演什么角色？"同一健康"是否愿意为持续的殖民暴力做出贡献，还是愿意对其实践、结构和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审查，并为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世界做出贡献，在这个世界中，原著民、非人类动物和土地的健康也能得到充分实现？
结论
本文探讨了“同一健康”作为一种协作性和跨学科研究取向的一些关键挑战和机遇，重点关注如何更深入地与批判性社会理论进行合作的价值。其他人已经指出了“同一健康”与社会科学之间需要更有意义的互动（例如[1, 43]），强调了诸如需要更好地理解健康和福祉与“社会环境和经济市场中的不同定位或位置”的关系([1] p2)。
在本文中，我们从自己的思想基础出发，提出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后人类理论和反殖民主义方法的价值。我们承认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关键理论领域，在“同一健康”方面也具有潜在价值，需要更多的参与，包括关键的残疾研究、酷儿理论和黑人思想。
最后，我们鼓励其他人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同一健康’想要什么？”它是否将其主要目标定为在现有的生产和关系模式框架下改善世界？或者是否有空间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与其他生物以及土地的关系，以解决关键的交叉健康挑战，并促进超越人类的福祉、关怀和正义？我们感觉迄今为止，重点已经放在了前者上，我们断言这种范式对于解决跨物种（甚至在我们自己物种内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福祉问题和不平等根本原因的潜力并不大。我们需要找到方法将“同一健康”引向后者，并且提倡从社会科学中引入批判性方法，如女性主义、后人类和反殖民传统，以促进这种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