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参加的一个关于多物种民族志的线上分享对人类学者是否能解读动物并且将动物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有一些讨论。在写论文时我也曾被导师提示过避免将自然和人的关系拟人化（*当时我的表述是养殖者的猎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他们曾与动物建立起的共生关系）。这位导师研究兴趣之一是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有意思的是，著名的灵长类学者 Frans de Waal 在他关于拟人论的讨论中，将人与自然的割裂定位在人对动物拟人化的否定（anthropodenial）过程中：
图：Anthropomorphism and Anthropodenial: Consistency in Our Thinking about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分享研究的博士生之一提到她看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场景：牛在被人虐杀时流下了眼泪。我第一次看到奶牛在被电击枪杀未遂后流泪时也感到十分痛苦，但脑内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会不会就是应激反应？」我认为这种试图用理性压抑情感的过程需要警惕（不是想完全忽略 Megan Boler 或者 Paul Bloom 对共情的反思）。
一直以来的科学训练，包括父权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都擅长将理性视为优越于情感的能力，比如全球性的对理性的 STEM 的推崇和对感性的人文艺术的打压。关于牛流泪的中文科普往往用「排盐」「感染」这种不分场景的理性判断来否定特定场景中用情解读得出的解释，也是 Frans de Waal 在本文想指出的问题。
快速地搜索了一下发现简中文章没有太多对 anthropodenial 的详细讨论，也没有固定的翻译。有的将这个词翻成「人类优越论」。但这个翻译更让我想到 human supremacy 或者 human exceptionalism， 所以还是暂时译作「否定拟人化」。
拟人化和人类中心主义密切相关。拟人化被认为有毛病的一部分原因是人类中心主义。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其意向性的缺乏和存在都一样难以证明。拟人化的负面印象可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尼嘲笑荷马将神形容成和人类一样，表示如果马会画画，马也会把神塑造成马的样子。可见拟人论的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两方面：错误地将人类的特性赋予非人类，或者高估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似性。
但人类从祖先开始就与动物进行着密切的交流，无论是出于逃命还是活命。猎人对动物自然行为的关注以及农民对动物功利性和驯化的关注至今仍能在两种科学方法中看到：动物行为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
动物学家在自然环境观测动物，试图以动物本身的方式来认识动物的行为。心里学家更关注如何通过动物的行为规律来理解人类心理。从动物到人类，后者通常沿着从「低级」到「高级」形式的线性进展进行推断。实验室中饲养的白鼠和鸽子被作为「最高」生命形式的模型。这些所谓的系统发育等级与实际的系统发育无关，实际是非线性的。
拟人化在这两种方法中都有争议。但行为主义心理学更排斥拟人论，比如 C. Lloyd Morgan 著名的规则：「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某一行为可以被解释为较低心理层次上的能力的运用结果，我们都不得将它解释为高级心理能力的运用结果」。这种将动物的心理运作默认为是相对简单的空白假设，Frans 将它称为「认知简约性」（cognitive parsimony）。
然而，所有基本立场都有其对应的立场。当拟人论因为高估了动物的心理复杂性而被拒绝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担心：是否低估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是否低估了动物心理复杂性或者高估了人类心理的复杂性。Frans 提出了「否定拟人化」这个术语，用于描述对人类和动物间可能存在的共有特征的先验性拒绝。否定拟人化指的是对动物身上的人类特征，或我们自身的动物特征的无视。
通常认为拟人化是比反拟人化更严重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前者倾向于违反「认知简约性」的原则，而后者很少这样做。但是简约性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寻求，不需要局限在认知上。生物学中也有「进化简约性」原则，对该原则产生的风险判断取决于进化分化的时间。如果狼和郊狼有大量相似的行为模式，那么符合逻辑的假设是这些模式在因果和功能上是相关的。如果人和黑猩猩之间的分化仅仅发生在五六百万年前，那么忽视黑猩猩认知相似性（否定拟人化）带来的风险更大。
拟人化背后的动机是不同的。既有类似迪士尼这种通过动物幼儿化来博得喜爱和同情，也有通过动物拟人化来嘲讽和取笑。最常见的拟人化是在缺乏对动物的了解时天真地将人类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投射在动物身上——自然的辉煌和恐怖因为城市化进程而逐渐不为人了解。
一种更成熟的拟人化是以动物为中心的拟人化。既保留了人的动物性，同时也不认为动物的情感与人类的情感完全一致，将人类经验直接投射到动物身上。动物行为学的关键是在更广泛的自然历史背景下，试图以动物的视角解释行为。
启发式拟人化对动物行为的解释是开放性的。同一个物种之间也有不同的行为规律。比如一些灵长类动物露出牙齿的表情有时被描述为「恐怖的微笑」。在不同的灵长类中，这个表情既会出现在恐惧的时候（逃跑）也会出现在安抚和友好的场景。在人类中，这种表情演化成了微笑。因为灵长类通过这个表情表达的情感不同，用一个中性的词汇「露齿表情」就更适合。
为了数据收集而采用描述性标签和明确的定义可确保研究的可重复性。然而，分析的层次越高越复杂，保持纯粹描述性的态度就越困难。当学者用「玩耍」来对动物行为进行分类时，这种数据组织本身就涉及了理论和判断，不再是对基本活动描述的延伸。人类观察者能够在上下文中感知和解释行为，这是机械无法做到的。比如动物在「玩耍」时既会有攻击的成分，也有性的元素，但又和完全的攻击和性的目的都不一样。之所以能解读为玩耍，是基于我们对「乐趣」的共情来识别的。乐趣这一元素无法用严格的定义和逻辑分析来解释。
描述性标签帮助我们对世界施加结构，是重新定向我们的观点并为研究提供新框架的启发式工具。批判性的拟人化会鼓励利用来自多种来源的数据（之前的实验、轶事、出版物、个人的思考和感受、神经科学、设想成为动物、自然观察等）对动物行为进行解读。但不管来源多么广泛，得出的推断必须是可以被测试，或者至少可以通过公开数据支持的。当然，解读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产生的假设。如果从这些标签衍生出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准备放弃这些标签。
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的翻译（贴了全文因为比较感动到我）：
在哪里划清界限？
1996 年 8 月 16 日，一只猩猩救了一个三岁的人类男孩。这个孩子从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展览区从六米处跌落，被八岁的西部低地雌性大猩猩宾蒂·朱亚（Binti Jua）捡起并护送到了安全地带。这只大猩猩坐在溪流中的一根木头上，把男孩抱在膝盖上，轻拍了一下他的背，然后继续忙自己事儿。宾蒂一夜成名，政界领袖在演讲中用她作为人们急需同情心的例子。
然而，一些科学家警告说，宾蒂的动机可能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高尚。他们指出这只大猩猩是由人类养大的，饲养者曾用填充动物教授其养育技能，整个事件可能是一种母性本能导致的困惑。其他的猜测包括宾蒂可能曾被训练如何捡取物体，所以她对一袋面粉也可能有同样的行为，或者，她的行为就像家猫把死老鼠呈现给屋主一样，带着同样的骄傲将孩子呈现给饲养员。
关于这一系列另类解释的有趣之处在于，当一个人救了一只被车撞的狗时，没有人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比如，这位救援者可能在狗舍周围长大，对动物友好的行为被称赞过。我们仍然会将他的行为视为一种关怀。那么，在宾蒂的案例中，为什么她的背景会成为她的不利因素呢？显然，没有人让她对这种紧急情况进行过准备。她当时背着自己十七个月大的孩子，似乎不太可能把一个穿着运动鞋和红色 T 恤的金发男孩误认为是自己物种的幼崽。实际上，最大的惊讶之处反而是有那么多人对这件事如此惊讶。研究猿类行为的学者并不会觉得宾蒂做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瑞士大猩猩专家约格·赫斯在接受舒斯特采访时十分直白地说：「这一事件只对那些对大猩猩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感到震惊。」
宾蒂的行为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因为她的行为惠及了我们自己的物种成员。在我关于道德和同情心进化的研究中，我遇到了许多动物相互关怀的例子。例如，动物园中的倭黑猩猩会帮助刚来到新环境的伙伴，牵着牠们的手引导牠们穿过连接建筑各部分迷宫般的走廊。对于黑猩猩，我们甚至有系统的数据表明牠们会安慰被攻击的受害者，把手搭在牠们的肩膀上或拍拍牠们的背。由 de Waal 和 de Waal 和 Aureli 综述中的这些证据，与宾蒂对落难男孩的帮助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有足够的证据使猿类的同情成为一个严肃的可能性。
这一整套解释是自己呈现出来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排除那些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的解释。例如，上面提到的关于面粉袋的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宾蒂如此小心地运送小男孩，却仅仅把他留在饲养员的门附近。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假设宾蒂理解男孩需要什么样的照顾。一旦我们确定了在我们对该物种的一般认知上最不复杂且不能被拒绝的解释，以及认知上最复杂的解释，我们就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找到一种可以比较假设的「工作空间」。这种比较不是仅仅基于单一事件做出结论性判断，也肯定不是在没有先验理由的条件下将工作空间局限在几个简单的解释中。
对「工作空间」的全面探索经常受到拟人化指控的阻碍。这代表了对术语的误用：对动物能力估计过高的警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解释时是否用拟人化语言表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些解释的意思以及如何验证它们。最初，拟人化这个术语是指将人类的形态和习惯赋予神明，这确实代表了一种不当行为。然而，一旦这个术语被用于不同的领域，就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保留其负面含义。遗传学家 Darbishire 将这种缺乏理由的行为视为反对认知观点的势力的不正当手段：
但那些负责将……「拟人化」一词应用于完全不同领域——将智力、目的、设计和人类属性赋予非人类动物，对令他们感到厌恶的「低等动物」表示认可——而以此来对其污名化的人，是一场成功骗局背后不自知的制造者。
因此，虽然我们应该谨慎地提出某物种行为中没有证据支持的能力，但如果没有对正在考虑的假设进行精确批评，那么对拟人化的指控就毫无意义。在达尔文框架下，没有充分的理由仅因为某些概念源自我们所属物种的行为就避免使用这些概念。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动物不仅丰富了待考虑的假设范围，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越是认同动物与人类的相似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与动物变得更相似。对拟人化的宽容处理将加速二元论的消亡，并且——如本文所论述的——其实是我们对人类与动物之间二元论的态度，而不是对科学有效性的关注，构成了关于拟人化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