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在荷兰的两年
来到荷兰已经两年了。两年前我辞去媒体的工作离开上海，搬去荷兰中部的一个小城市，变成了超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以外的地方居住，也是头一回来到一座没有星巴克的城市。记得一年多前学校的 FB 群里有人提议让麦当劳在这里开设连锁，结果评论区骂声一片。偶尔，在这个被广泛定义为「村」的地方感到无聊时，我会回想起家附近在夜晚通亮的商场外立面，还有通勤时无处不在令我窒息的低趣味广告，顿时心情就开朗起来。现在临近毕业，也半只脚踏入了学术圈，开始了在荷兰的第三年生活。回顾我过去两年学到的东西，以及这片土地给予我的宽慰，至少在现在看来，离开上海是个不错的决定。
离开时在家附近拍的风景。不知道现在滨江大道变得怎样了？
我从大学时就很向往海外生活。之后工作的几年也自始自终都和英文打交道，思想已经比较西化。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自己脑内的声音也变成了英语。与此同时，我应该也与许多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一样，对自己的国籍和身份，本国文化和制度等等，产生了青年时期所没有的求知欲；对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理解。很难不承认，自己的「文化输入」，包括喜欢的音乐、电影、书籍、播客等等，几乎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老年白人男子们的创作。在学术研究方面，基本的概念和框架也往往来自西欧和北美，亚洲学者的依附感也是很难忽略的。
大概是 2000 年中期开始，国内互联网环境起了大变化，我觉得自己被夺去了与世界的连接。青年时因为互联网而培养起来的一些爱好和趣味也让自己倍感孤独。于是默默地给自己定了一个并不打算必须遵守的期限：三十岁之前一定要离开。没想到这个想法真的就是在三十岁时才完成了。荷兰并不是我的首选。原先更想去的是爱尔兰，也申请过瑞典的大学。现在想来辛亏没去。住宿、饮食文化，甚至天气，荷兰对我来说都是更容易习惯的。在这里也确实遇到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个人的一些离经叛道的特质似乎并不会得到强烈的排斥和压制。我想到不久前和一个刚认识的哲学系博士生聊天，她和我说起她崇拜的 Bernard Stiegler：在欧洲，抢银行进了牢房对有些事业是有帮助的。比如成为哲学家。
非主流荷兰
对荷兰的第一印象最早是来自油管推荐给我的一支辩论视频。视频里，年轻的 Chomsky 和 Foucault 在荷兰的公共电视节目上辩论「人性」。荷兰主持人讲着英语，Foucault 说着法语，台下的听众聚精会神，也没有现场翻译。当时就觉得这个国家实在是太酷了。（虽然这个辩论我到现在还没全部看完……）。其他方面的自由（咳咳）倒是后话。我记得 Drugslab 这个频道当年也让我觉得荷兰是个很神奇的存在。
去年秋天在公寓附近的夜景。有时有肥料味。
摆脱游客身份体验这个国家后，推翻了许多既有的印象。发现这里其实也并没我想得那么 liberal。Drugslab 已经停播，左派的日子也很难过。阿姆斯特丹从我最喜欢的荷兰城市变成了我觉得最脏乱差的荷兰城市。VICE 几年前拍了个关于荷兰变成 narco state 的视频，再加上近年来连续的枪击案，说实话也颇为令人担忧。这边的金属头也没有我想象得多，感觉远不及其他的西欧、北欧国家。不过 Devin Townsend 在这里卖两三千张票也是没问题的。
无论在哪座城市，都有被隐形的年轻人。相比其他去过的欧洲主要城市，我从来没像在荷兰这样看到这么少的流浪者。自己所在的学生城也有时会让我产生富国没有穷人的幻觉。收营员都很自在，快递员都会说英语，清洁工也没脾气。边缘化人群反倒是更常出现在繁华的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海牙、乌德勒支这样的大城市，也让这些城市显得不那么……「安全」。2020 年初我参加了乌德勒支一个很左/无政府主义的节（2.Dh5 Festival）。这是一个让我觉得 80%的参与者都只买二手货，只睡睡袋，不用止汗剂的活动。其中一个讨论是关于本地的租房困难。现场还来了许多鹿特丹和德国的白人年轻人，和移民一起，谈了他们从社会福利住房被强行驱赶出去的遭遇。大家互相出谋划策，讨论怎样能动用青年、移民社群和媒体的力量改善住房问题。交谈完毕，志愿者已用从超市回收的蔬果做好了 vegan 主菜和甜品，免费招待大家。客人可以自愿捐款。那次的活动还涉及很多环保、反军事，维权有关的讨论，见到了许多个体出版的小册子，十分草根，热血。阿姆斯特丹的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也在疫情期间让我的线上生活丰富了许多。这两个组织都是让我非常难忘的。
2.Dh5 Festival 的晚餐时间，在文化/政治场馆 ACU，乌德勒支一个蹲式运动的据点
超龄学生
超龄学生并不如我想象中多。同学里不乏那些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先读个硕士再说的小朋友。两年间我只遇到大概五六个年纪和我相仿，有过工作经验的人（不过我们班上曾有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爷爷级学生）。也遇到几个年纪在 25 - 27，但没有全职工作经验的欧盟学生。总之，两年下来，和我交情比较铁的仍然是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二十出头的同班同学基本都成了点赞之交。
虽然阅历并不一定是和出国经历成正比，和欧盟小朋友的饭局比起本国留学生还是更有趣点。欧盟学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中有不少都在高中大学期间去过了亚洲和非洲体验生活，大多都很爱社交也很擅长运动。对全球的政治、社会正义问题多少都有点了解。有不少小朋友也以身试过不少毒了，让我自叹不如。我还听到了一些疯狂的兄弟会（fratenity）故事。有时会觉得，对哦，这总归还是一个有皇室的国家。The Bullingdon Club 也不是英国的专属。
开学前的联谊活动，学校的 Green Office 成员坐着小车随处行驶
欧盟的教育环境真的是很散养式的，也很优渥：出国留学或者实习都可以得到政府赞助，不小心把自己弄残了国家付钱等你养好，25 岁+ 还在念书好像家长也不会很催。一些本地学生是不惮于和学校对着干的。我们学校的 Extinction Rebellion 组织也会把自己粘在教学大楼上，女同学穿着内衣在市中心的市集上静坐，派代表在上课前宣传活动，在食堂和校长辩论为什么学校不宣告 climate emergency；联合利华办公楼刚搬来校园时也有许多学生组织快闪抗议，认为高等学府不该这么堂而皇之地为资本筑巢。当然，结果都是无疾而终。洋韭菜虽然顽强，资本的镰刀仍然照割不误。
读书压力完全取决于个人。第一年学习很紧张，小组作业、备考、论文、报告……工作强度比我赚钱时大了不少。小组作业总有带实习生的感觉，周末的时间用来读文献已成为常事。第二年更考验自主性，导师你不去找她她也不会来找你，时间规划失败的恶果得自己吞下。因为新冠失去了田野调查的机会，也是有很多遗憾的。我觉得超龄学生的优势是我们会有很强烈的 FOMO：因为曾经蹉跎过岁月，就额外珍惜学习的机会。比起年纪小的同学，我和同龄学生也对教授们有额外的关注。遇到一些学科内小有名气的学者，会觉得他们像摇滚明星一样，很沾光。仿佛和有维基词条的人多多往来，智商都会提高。
森林和蘑菇
我不想让自己显得像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不得不说两年前的上海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压抑的地方。宽广湛蓝的天空，大面积的绿地和公园对居民的情绪实在太重要。荷兰的森林面积和生物多样性虽然是欧盟垫底，人口密度很高，但我骑行 20 - 30 分钟仍然能去到大树林子；小区里曾有野鹿和小兔拜访。隔壁城市的国家公园最近听说也有野狼入住了。
春夏季的欧洲树林虽然也很美，但我还是更喜欢秋天。由于气候崩坏，欧洲的蜱虫数量猛增，一些其他不曾出现在欧洲的携带流行病的小家伙也都搬来了，所以春夏天总觉得自己要很小心。荷兰到了秋冬季节降雨频繁，而且总是断断续续，麻烦得让人不想带伞。但每次雨后出行去树林都能发现不同的植物和菌类。这种天气也让树林显得十分梦幻。有一次和朋友逛树林，我们淋着小雨，看着日光和雾气从树叶和蕨类的缝隙间透出，简直觉得没有比这更美的场景了。
去树林里找蘑菇拍照其实是我写论文时拖延症的表现。有一次，我回忆起小学时在自己家楼下玩耍的场景。我们楼后面其实就几棵树而已，还有一些很常见的植被，在那时候却让我流连忘返，被各种毛虫、甲虫、鼻涕虫、蚂蚁深深吸引，每次都等到母亲喊我吃晚饭才会上楼。说来也巧，搬来荷兰后喜欢上了三个 Youtube 频道：Crime Pays But Botany Doesn't （一个美国小叔的植物学频道），Life in Jars?（一个荷兰小朋友的生物学频道），还有 Atomic Shrimp（一个英国小叔的生活频道），都让我觉得自己和童年时候的我更接近了，也仍不住幻想：如果那时没有被某个声音喊着回家，停下让自己着迷的事去吃饭，做作业，我会变成一个怎样的成年人？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了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三十二岁时，我似乎在沿着环境社会学家的路径前行，离自然科学大概是差得远了。不过至少还是很庆幸，没变成小时候讨厌的那个成年人。
两年的经历实在是很难用一两千字概括，但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这些字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写的时候潜意识里还是想展现出生活中积极的一面，或许我会在以后回顾生活中一些并不如意的东西，也想写写两年来对 veganism 和 antinatalism 的想法。就此搁笔。
